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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借腹生子」成买卖自愿出租子宫的人后悔了吗

发布时间:2021-01-12

  寂静的实验室,一排排冰冷的孵化器排列整齐,新的胚胎被放置在营养液中,在粘液中不断地发育成熟,直至最后呱呱落地。

  在诸多科幻电影中,都经常看到这样一幕繁衍生命的景象。这样类型的科技,总是由反派掌握和使用。

 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场景,一个个的活人化身为孵化器,一群女性用自己的子宫替其他人培育着新的生命,通过肉体为胚胎输出营养。成熟的新生命从落地之日开始,就和母体不再有任何关联,隶属于另外的生命。

  这就是代孕,听起来和借助人体繁衍的外星异形毫无区别,母体只是被物化的子宫,被禁止与婴儿产生情感的联系。代孕是指将受精卵子植入孕母子宫,由孕母替他人完成分娩过程。代孕时需植入他人的受精卵子,精子与卵子在人体外的结合,必须实施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”。我国有关法律对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”的实施做了严格规定。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机构中实施,以医疗为目的,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、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。

  当借腹生子不再讳莫如深,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阳光照耀处,昔日的地下产业正迫不及待地伸出双臂,向我们每个人逼近。

  失独的父母、无法自然受孕的年轻夫妻、无暇怀孕的企业高管、同性恋及跨性别者群体......很多人都想要属于自己的孩子,但自身条件无法支持。

  38岁的阿华(化名)来找代孕的时候几乎全家出动,为的就是找个好代孕,生个男丁。

  阿华其实有生育能力,在此之前已经生过三个孩子,不过都是女儿。在生下第三个女儿的时候,婆家已经失望透顶,不再指望着她能生个儿子。

  于是,公公托人找了家代孕机构。进门的时候一家人看上去五味杂陈,全程阿华都安安静静坐在一旁,时不时点点头,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

  选好代孕的人选后,阿华的老公和公公走了出来,各点了支烟。公公深吸了一口,吐出烟后又叹了口气:唉,希望这次能抱上孙子吧,你老婆真的很不争气,白白花了这么多钱。

  十几个月后,阿华的孩子出生了,是个男孩。一家人在医院乐坏了,阿华则是长舒了一口气。花了近100万,传宗接代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

  先前怀过孕,但意外流了产,导致子宫受损。医生说能再次怀上的几率很小,但他会尽力治疗,随后阿芳成了家里的药罐子。

  结婚很久却没怀上孩子,久了村里难免有流言蜚语,每当过年亲戚朋友问起这事的时候,她老公的脸色都会很难看,半天才挤出一句:还不想生。

  两年来,药往死里吃,吃到吐还得接着吃,心疼的只有阿芳的妈妈。反反复复的吃药并没有让阿芳有所好转,等不及的老公找了朋友帮忙,东拼西凑了些钱找了代孕。

  去代孕机构的那天,阿芳有所庆幸,也有所失落。庆幸自己不用再吃药了,失落是因为孩子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。

  阿芳的老公按月份大小买了几个假肚子,然后告诉所有亲戚:阿芳怀孕了。阿芳终于不用吃药了,但要开始假装孕吐了。代孕成功后,抱着孩子回家时,阿芳老公脸上尽是喜悦,他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。

  老陈(化名)今年五十好几了,有一个儿子,快到了结婚的年纪,按着正常的剧本走,他可能快抱上孙子了。

  夫妻俩每天以泪洗脸,他们面对的不止是思念之痛,还有亲戚朋友们对这笔钱的觊觎。

  烂赌的大侄子隔三差五上门讨好,每次都会以各种理由借钱,数目一次比一次大,借了几次后老陈不敢再借了。

  一来二去,所有人把老陈当成了提款机,丝毫不顾及他正处于丧子之痛中。当他拒绝,便成了众矢之的,话有多难听就说得多难听。

  多方打听之下,终于找到了代孕,没什么特别要求,就想有个自己的孩子,填补对儿子的思念,打消其他人对这笔钱的念头。

  两个年过半百的人,那天听见孩子哭声的时候,掩面痛哭,有喜悦,更多的是思念。最庆幸的是,他们终于不用再受那些恶心的人骚扰了。

  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,不孕不育人群的比例也在大幅增长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近20年不孕不育率从6.9%升至17.1%。受环境污染、生育年龄推迟、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,这一数据还将不断提升。据调研预计,我国不孕不育率到2023年或将增长到18.2%。

  此外,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,70后、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,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,由于年龄等因素自然受孕困难。同他们一样渴望拥有孩子的还有众多失独家庭、“LGBT” (包括女同性恋者、男同性恋者、双性恋者、跨性别者)群体。

 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。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,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,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。车里还有三个女人,和陆晓琳一样,她们身陷黑暗,不知自己身在何方,将去往何处。

 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,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,都是为了赚钱。其中一人和她一样,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,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。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,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。

  几小时后,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,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,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,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,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。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“代妈”,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,中介又把她唤为“志愿者”,“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”。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“志愿者”们集中在一起住宿,24小时看管,不准随意外出,不准乱吃东西,不准穿高跟鞋,不准交头接耳,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。

  唯一鼓励做的,就是什么都不要做,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。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,或许几个月,还有人等了四五年,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,“这钱别人挣得了,我为什么就不能挣?”

  躺上手术台,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,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,里面都是冷冻胚胎。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阴道口,在B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。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,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性的小管。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,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。

  距离她来到这家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过去了半年多,她觉得苦日子总算有了到头的时候。

  如今陆晓琳已结婚一年有余,夫妻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,却一直没有结果。陆晓琳心里清楚,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。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,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、流产,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。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,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。

  一边是婴儿被当作商品按体重加价格、不符合要求的婴儿会被提前流产,甚至“退货”,然后被中介“另作处理”……

  如同那位妇女说的:“一边是辛苦种田打工年入不到两万,一边是去城里呆一年拿到二十万,你说怎么选,我就是入行太晚,要不房子早盖好了!”

  现代的商业代孕,依然是这一模式的翻版,贫穷阶层的妇女,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能付得起价格的人群。除一些特殊的咸鱼翻身个案外,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有一笔意外之财就完成社会阶层的跃进。对贫穷阶层而言,生活中的这个“小水花”,得到的风险和问题要远大于意外之财。

  简陋版的自由经济理论称赞这种交易:一方有需求有钱,一方有子宫缺钱,于是他们资源互补,在没有欺骗、没有暴力的前提下,进行了等价有偿的行为,是需要尊重的市场行为。

  对孩子的渴求,这种“人之常情”,成就了地下代孕市场的“红火”和超高价格。

  现在的代孕产业链已相当完整,形成了包括委托方、代孕中介、代孕妈妈,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、代孕的药品器械提供者、媒介公关等。

  一家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匿名员工透露,为了躲避监管,公司会将办公室直接设在私人别墅里,仅从外观根本无从得知,这里竟然藏有一个存放了上千胚胎的实验室。

  为了招募到代孕女性,公司打出的广告也极尽鼓吹之能:“管吃管住,专人服务,按月发放营养费、生活费,钱可提前预支。”

  物质诱惑下,报名者蜂拥而入。在湖北潜江七里村,“代孕”已成为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发家之道,有妇女年近五十,仍想着最后一搏。

  “我们找的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,这个年龄卵子是最好。”代孕中介负责人很自信地说,卵子好价格也就低不了,购买这样女孩的卵子需要三万元到十万元不等。“她一点都不漂亮,又没双眼皮,耳朵又小。最好是这个,但她唯一缺点,下巴有点往上兜。”在广州的一家代孕中介,六七个女孩在接受一对夫妇的挑选,看五官,量身高,听谈吐,像严格挑选商品一般。

  多家代孕中介的负责人称,代孕不仅仅可以“借”肚子生孩子,甚至卵子也可以任你挑选。又“借”肚子又买卵的客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,中介也非常乐意为这样的“高端”客户服务。因为这些卵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,代孕的成功率也会因此大大提高。

  李琳和高俊结婚后,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,最终购买了他人卵子,再通过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对龙凤胎。不幸的是,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。之后,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间就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官司。

  这是一场奇怪的官司,法院也颇为一头雾水。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有血缘关系,和母亲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孩子并非来自于婚前,而是婚姻关系之后的婚外生育,和母亲之间有抚养关系,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。面对这个难题,一审法院根据血缘关系,判决孩子归爷爷奶奶抚养。而到了二审阶段,法院基于高俊父母年纪过大,从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,将孩子判给了母亲。

  这场代孕,遭遇生活的突变之后,撕裂了一个家庭,演化出一场法律也觉得棘手的亲情纠纷。为了能将代孕出生的小孩户口落在父母名下,必须伪造出生医学证明,假装是委托人所生。所以,当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后,就会出现奇怪的局面,在这段婚姻关系内出现的儿童,名义上属于这对夫妻,理论上由妻子生育,然而法律上的母亲不是血缘上的母亲,但是又不存在收养关系,也不属于继母关系,等于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。

 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,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、分娩、抚养孩子,才能认定为孩子的母亲。这一规定落后于科技发展太多,代孕的出现,给出一个天问:有些爸爸妈妈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妈妈,世界这么乱,究竟谁才是爸爸妈妈。

  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,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据一名对原卫生部代孕禁令知情的人士称,这是卫生部曾参考国际情况,分析当时对代孕作出规定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,结合中国实际,才决定禁止代孕。

  原卫生部禁令出台十余年后,近几年有关代孕的争议时常兴起。呼吁开放代孕者,以代孕需求庞大(如较高的不孕不育率和失独群体增加)为由,提议代孕合法化。

  2017年春节后,互联网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关于代孕,有接近300万人在新浪微博上参与了“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”的讨论。这场讨论源于《人民日报》刊发的一篇名为《生不出二孩真烦恼》的报道。在报道中,有些专家表示,“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”“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,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”。在当时,许多人认为,这是代孕即将解禁的信号,不过后来这个声音不了了之。

  相应的伦理讨论也因此而来。有人认为,“代孕”是以往“借腹生子”模式的变种,会将人类的生育活动推向市场,使女性的生殖器官变成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,婴儿也变成产品。他们甚至担心这会形成一个新的阶层,部分人靠提供身体的部分和产物给经济上富裕的人生育为生。

  地下卵子交易对卵子供求双方不做任何监管,埋下严重的伦理隐患:一个人的卵子使多个家庭受孕,当供卵基数变大,“天下所有的恋人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”这个段子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变成现实。细思极恐。

  另外,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降低为工具性的需求,是否本身就隐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?

  私人代孕迅速崛起之后,有专家提出是否可以相应地放开非商业代孕,一些医学指征的案例可以开放,这样可以相应规范目前的代孕行业。

 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决定不修改。理由是,代孕技术虽然很成熟,但对于技术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,医疗管理的相关规定却相对落后,还是应该全面禁止。

  代孕,一个在中国大地上近乎被妖化的名词。背后总是不乏嗤之以鼻,世态炎凉和孤独心酸。

  从人权上来说,任何群体中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获得孩子。所以,当很多人在谈论代孕时,其实是在谈论获得幸福的方式。

  但不孕不育的解决途径有药物治疗、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等,代孕并非唯一选项。

  从医学角度看,不论是代孕还是自孕,都存在医学风险。孕期的各种并发症和手术中的风险不该因为“代孕”或“自孕”而被扩大。

  代孕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,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,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完全禁绝,实际上并不能做到。但现在将其合法化,恐怕也为时过早。

  至少,有关部门应该尽快从法律上明确态度,规范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,避免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窘境。

  科技的发展,社会空间的扩大,给了代孕凶猛的空间。代孕给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遗传基因的希望,也给了社会诸多伦理的困扰。

  本文部分内容及数据源自:中国新闻周刊、央视新闻、齐鲁网、大时代资讯、澎湃新闻、腾讯文化、北青深一度、法制日报、搜狐新闻、《财经》杂志、新浪财经、虎嗅网、知乎网、豆瓣网、三联生活周刊、视觉志、光明日报、人民日报、新华网、看点快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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